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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的肆虐牵动了亿万人的心。其实查看历史档案发现，人类和病毒的斗争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公元六世纪世界出现了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十四世纪又出现第二次大流行。当时被称作黑死病，也译作“百斯笃”（Pestlensis）。清宣统年间东北地区发生大规模鼠疫流行的时候，档案曾这样记载：“鼠疫一症发现于世界已历二千余年。为时既久，为患剧烈”
席卷而来
1909年（宣统元年）1月25日驻哈尔滨俄国代办总领事照会声明称：“自去岁以来，三岔河城镇疫病盛行，俄方禁止俄人及中国人畜车辆进入该城，同时希望饬各属一体遵照”。用今天的流行话说，此时兼任驻哈总领事的东清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就是这场即将到来大疫情的“吹哨人”。
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
展开剩余92%清末这场鼠疫非常惨烈，被称作是古老的恐怖。据各方文献记载，鼠疫患者最早出现在西伯利亚的猎户中。1910年10月，鼠疫首先在海拉尔地区发生，经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一路南下，来势凶猛。在鼠疫流行初时，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上的火车仍照常开行。档案记载1910年“十二月初二日有长春福增兴商号之柜伙，由哈传疫回长，翌日病重至晚即死”。在以后几天内，同住的四、五人相继死亡。经官府查问得知，还有许多在俄地和满洲里做苦力的人，经由哈尔滨来到长春。一些非本地人是计划在长春中转，因此寓居在长春商埠地的小伙房（简陋小旅店），有的来到店时就已经病情很重，有的是住店后发病，但结果是“相继死去”。这一情况迅速引起吉林西南路道道台、长春府知府的重视。据当时《盛京时报》记载：热闹街，乐亭屯，铁岭屯、田家大院、后四道街，广源栈胡同，许家胡同，水门洞及九圣祠胡同、富有店胡同、塘子胡同、河西街等地流行蔓延最为猛烈。东四道街万兴铁炉柜伙九人，相继染疫毙命。万福杂货铺柜伙八人，病中同归于尽。天德堂药铺伙九人，堂医染疫，柜伙相继感染毙命，无一幸免。城北六十里许夏家屯共十余户，被疫疠所传染，全村男女老幼无一生存，邻近村人莫敢前往，所遗牲畜亦饥渴就毙，呜呼惨矣。二区巡警日来染疫毙命者共计三十余名，该区现在阗其无人，即往来行人亦未有从该处经过者，百斯笃传染之酷烈，竟一至于斯，形成四民缀业，路少行人。《盛京时报》社论惊呼：“疫气方张，几同火之燎原水之溃堤，沉沉大劫，问熟能避之也”。
从上面这些老地名可以看出，记载的都是长春商埠地和长春城厢的情况。而归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控制的二道沟区域和日本关东都督府控制的长春附属地区域一侧更是不能幸免。因为疫情传播的主要渠道就是铁路的南来北往。长春处于东清铁路南下的终点，换乘的旅客都要在长春中转。这也是长春成为重灾地区的原因之一。日俄两国官员在各自管区也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如日方规定禁止从哈尔滨经长春南下的华工乘坐满铁列车。日俄两国都派出军医对从旅顺和哈尔滨上车的旅客进行疫情检查。在长春日本方面第一个在满铁附属地设立了隔离所。俄国人也在二道沟设立了隔离室。
隔离所图示
疫情的快速蔓延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日本、英国纷纷派人到长春考察疫情，提供帮助。如宣统3年（1911年）正月，日本北里博士到长考察防疫，朝廷特意电告东三省总督要“加意优待，并请该博士指示防疫事宜”。同时大清外务部还聘请3名英国专家到长春指导防疫工作。这些在当时的报刊上均有记载。
相对于俄国方面只重视对哈尔滨以北地区疫情防控的做法，日本方面全面加强了南满铁道沿线疫情防控措施。从日本关东都督府临时防疫部出版的《明治四十三年南满洲鼠疫流行志附录写真贴》分析。从长春到旅顺大大小小站点布满了停留所、监视所、隔离所、消毒班。大的站区还设有病毒室和病院。但因日俄双方均以各自利益为重，失控的局面日益严重。 “长春一埠，介居两强，防疫事宜，易滋生交涉”。为了协调防控行动，中日俄地方当局建立“会合磋商”机制。资料记载“孟观察以下10名，日委员4名，俄国委员、俄领及俄警务署长等，于宣统三年1月22日午后2钟时，关于共同防疫事宜会合磋商”。同时商定这个会议要每周召开，在疫情最严重时期，依这个频次一共召开了6次。以后改为每月召开。
京师震动
由于医学知识的落后，病毒感染难以有效控制，东北的疫情迅速闯过了山海关，带来直隶和山东等省一片恐慌。此时正值年终岁尾，各级官员纷纷放弃假期。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一日（1911年1月21日）宣统帝下旨：“东三省鼠疫流行，现在各处严防，毋令传染关内。著外务部、民政部、邮传部随时会商，认真筹办。切实稽查天津一带如有传染情形，即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钦此”。随后许多省份上奏请求设立防疫局。
光绪皇帝关于防止鼠疫流行的谕旨，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京师临时防疫局直接在民政部监管下成立。负责京城内外防疫事务。1911年3月3日宣统皇帝又发上谕“京城办理防疫，现在天气融合，逐渐轻减，仍须认真防范，切实清理，以期早日净绝。”
守土有责
《盛京时报》（1911年2月11日） 记载“哈尔滨居全省极北为三省发疫之第一重心点，故吉省疫祸酷于三省”。这种情况下，“国士无双”的伍连德博士登场了。早在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就临危受命到达了疫情最重的哈尔滨。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省巡抚陈昭常给予伍连德以极大信任，任命他为东三省总医官。
伍连德医生
在伍连德身边可以说聚集了当时一批著名的西医，他们分别来自北洋陆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协和医学堂等。如后来成为国际知名卫生专家的全绍清、担任北平医师会首任会长的方石珊等。这些人在疫情发生时还是刚毕业不久的医学生。但因直接参加了鼠疫重灾区的防控和医疗实践，在随后召开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大会”上均有不俗表现。伍连德在英国剑桥大学学医，在德、法研究医学6年，还担任过英国肺病医院的院长。他和全绍清医生都曾亲临长春疫区指导救灾。
长春发生鼠疫的时候，吉林西南路道的道台是李澍恩，长春府的知府是何厚琦，驻军是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为曹锟。李澍恩是一代名吏李金镛的儿子，对长春有特殊的感情。他亲自担任长春防疫总办。于1910年12月2日成立长春防疫所，17日改为长春防疫总局.候补道黄宝森兼任总办总医官，军医副军校陆鸿钧任正医官，下设医务、文牍、会计、庶务、调查五个部，办事人员共五十四名。领导13处防疫分局、两处疫症院、一处疑似病院及七处隔离所、四处留养所、留验所与一个掩埋队、一个刨坑队。李澍恩采取的一系列断然措施，有效地遏制住了疫情凶猛发展。但因当时的科学水平所限，许多人对过严的防控措施不能理解。在官、商、民的反对声中，李道台下台，孟道台上台（孟宪彝）。这一天是大年初一。孟道台在初二就开始改前任种种措施，“孟道之政策悉反前道之所为”带来了商民拥护，结果造成疫情反弹。长春知府何厚琦的地盘主要在旧城内和四厢。虽然在防控政见上和上级官员李澍恩产生严重分歧。但在疫情防控方面还是不敢含糊的。他在闻听吉林省滨江府（即哈尔滨）疫情发起后，下令成立长春府防疫会，制定了章程。又主张加强与俄方和日方的医官联络，以商量“妥善方法”。他积极在城内组织募捐，筹措物资救灾；处理和焚烧病亡人员；绘制染疫地图；在“疫疠盛时”，用硫磺熏、用石碳酸洒，“挨户消毒”。防疫期间何厚琦以“在任候补道”身份调任滨江府知府。
孟宪彝为伍连德医生到长春指导防疫给吉林巡抚的报告
猛烈的疫情给驻长春的第三镇官兵很大打击。当时驻防南岭的军人数是6000人。12月25日后死亡数达270多人。起初驻军对疫情没有引起重视。如吉林省公署电称：“长春调来兵队中有一百三十名送往检疫车居住，殴打仆役，劝慰无效，他车尚有候验千余人，危险极大”。不久，陆军部紧急制定《暂行防疫简明要则》，规定卫生守则和封禁营门。长春南大营“设一卫生队，每日梭巡逐名检验，不许擅自出入。该统制（曹锟）每日必亲查一次，其于防疫一节，可谓尽心竭力也”。
陆军部暂行防疫简明要则
长春商民对防控疫情也做出巨大贡献。许多商号捐助硫磺、石灰、煤炭、煤油用于消毒和尸体处理。1911年2月21日《大公报》载，仅长春商会就向朝廷捐赠2万元。
长春商号为防疫捐赠的物资单1
长春商号为防疫捐赠的物资单2
因长春官商士绅奋力救灾，在述功环节，许多人受到朝廷表彰，如著名士绅长春府劝学所总董毕维垣、西南路道道台孟宪彝、长春府知府许元震、滨江府知府何厚琦等。此外医官受奖更多，如副军校陆鸿钧、协军校常文焕、第三镇军医官杨万贵等。特别是长春商会捐助防疫经费有功，1911年2月宣统皇帝御书“谊敦保卫”匾额一方由军机处交发长春商务总会悬挂。遗憾的是这位6岁天子的御笔已无从得见。
净绝之策
长春全城防疫历时四个月。“各商民相逢于道，彼此莫不庆贺更生”。长春在付出六千余生命代价后，在大规模防控鼠疫的实践中，可谓对后人留下可资积累的“净绝之策” ：
1.遮断交通。1910年（宣统二年）吉林省电报：“哈埠疫气传及长春，良由天寒地冻、交通便利易于流行所致，自非先断交通不可。现已商允东清铁路公司停卖二、三等车票。惟民间骡马车辆仍多往来，有疫各属一律留验，庶几无疫之处得以保全，有疫之地亦可减轻”。吉林公署电报还提到：（疫患）乘俄车南来者居多，俄车己允今日停开，此后当易防扑”。实际长春的日、俄双方铁路，虽时常停止通车，但未彻底停运，并且双方经常互相指责，造成地方官办理交涉和防疫工作的困难。为办好遮断交通工作，1911年中日双方对就满铁附属地及城区的来往通行，订出章程，达成协议。规定来往通行均须提出“免票”（通行证），经验疫所验明后方准通过。同时还规定了运输粮草车辆的通行路线。长春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发现鼠疫时，亦多施行遮断交通。各交通路口及发现鼠疫的地点，均设置巡警和稽查入员，在比较紧张时期还动用了驻军。在防疫方面遮断交通，是从这次预防鼠疫开始的。
2.隔离留验。长春防疫总局下设疫症院、疑疫病院、隔离所和留验所等多处。对于发现的患者或疑似患者，分别隔离治疗或留验观察。还规定来往车辆行旅一律强制留验五日，无病方准入城。如1911年3月16日长春防疫总局疫情报告：自1910年“累计隔离907人，行旅留验二259人，留养662人”。在执行隔离留验之始，人心惶惶不安，工作十分困难。长春防疫总局总办兼总医官向吉林省的报告中提到：“始时人民固执，深惧隔离，不肯入所。组织完全，稍有信者，一经到所，则饮食起居胜其家中十倍，期满而不肯出所者有之”说明隔离留验工作对防疫工作有一定的作用。
长春府为防疫总局采购硫磺的文书
疫情流行期间，农安到长春的通行证
3.稽查和检疫。1910年12月27日，长春防疫总局公布的《四乡防疫简章》中规定：“屯内每日分上午、下午挨户稽查两次”，“查有病人即速飞告检疫所”。对交通要道都设置了稽查人员，随时检查疑似鼠疫患者。1911年正月初六日防疫总局布告：“城市设立检疫所，查检来往人，复饬各道巡警逐日检查大小客栈。”“流行之烈何堪设想，当此生死一发之时，非实行检查居民，隔离病人，不足防危救急。除客栈、伙房、剧场、娼寮及饮食店、古物铺并“苦力”人户等饬由警局严行取缔，分别闭歇外，其一般官商绅士等住宅应挨户检查，以期防卫周密”。
4.疫情报告。据档案记载、在疫发之初，即规定各有关收容隔离、留验部门必须及时上报疫情。1911年正月初三日吉林全省防疫总局电告各地：“有无疫患及疫之轻重多寡，如何办法情形，务必五日一电。如己有疫而不早报及无疫而后查出有疫者，定行详参不贷，切勿玩忽干咎”。类此励行疫情报告制度，省防疫总局及长春防疫总局曾多次下达文件。
5.厉行消毒。由于鼠疫来势凶猛，地方政府和一些防疫部门开始重视消毒工作，学习并引进了一些国外经验。据档案记载，当时己用石炭酸一类消毒药品和煮沸消毒方法。宣统二年长春道尹孟宪彝延聘日本医生及消毒员十三名，组织长春卫生人员学习消毒方法，颇有效果。1911年2月1日，长春知府向吉林防疫总局报告：“长春疫症发现，知府将城乡分区绘图，随时用增圈志染疫地，如田家大院、后四道街前疫疠盛时，日毙一、二十人，后经知府商总局，无论曾否染疫之家，挨户消毒，将门窗紧闭，箱笼打开，用硫磺熏数小时，人亦暂闭五分钟，继用石炭酸遍洒全屋。”
6.火葬、深埋。当鼠疫猖獗时、死亡枕籍，弃尸遍野，实际冬令天寒地冻，用炸药崩坑，又不足土葬需要。1910年长春府报告：关乡搜出匿尸1978具，另有浮厝652具。尸体处理成为当时防疫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日、俄、英、美等国卫生官员又数次来长春考察。1911年1月7日，长春知府报告：“现因外医入境考察，深恐乡间疫气盛行，尸身暴露，致启外人指责”。大力提倡火葬、深埋。民间由于土葬旧习，一时不易接受火葬，一些官员亲自召集群众“苦口演说”。
这次鼠疫大流行，长春附近的农安、榆树、德惠、双阳等县，亦受到波及。农安县于1910年腊月初有自哈尔滨来数人染鼠疫病死，而后逐渐扩大，疫点多至54处，死亡达499人。榆树县距哈市较近，成为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最早波及的县份之一。1910年12月初，境内就发生了鼠疫病例，迅速蔓延扩大，全县有94个居民点发生了鼠疫，死亡达11218人。双阳县染疫点达58处，死亡390人。德惠县波及31个居民点，死亡274人。
本文刊登于《长春政协》2020年第1期
发布于：天津市